稅務專家釋疑：公眾為何會出現(xiàn)對稅收的抵觸情緒
來源：中國青年報
日期：201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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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專家釋疑：公眾為何會出現(xiàn)對稅收的抵觸情緒
樊勇，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
從“房產加名稅”到“月餅稅”，近來關于稅收的話題不斷挑動公眾神經。一些人好像已經形成了對稅收的“條件反射”，一提到收稅，第一反應就是反對。
公眾為什么會形成對稅收的抵觸情緒？如何排解這種情緒？帶著這些疑問，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樊勇。
樊勇認為，公眾這種對稅收的抵觸情緒不利于推動我國“十二五”期間的財稅體制改革，尤其是稅制改革。想要排解這種情緒，政府和公眾都應該從財政收和支的角度看問題。政府要注重增加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支出，讓公眾感覺到政府不僅收了錢，也為老百姓辦了事。
公眾為何會出現(xiàn)對稅收的抵觸情緒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現(xiàn)在公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是因為稅負過重嗎？
樊勇：稅負的輕重，是一個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概念，它需要與納稅人享受到的福利相比較。比如，甲交了兩元的稅，乙交了3元的稅，不能簡單地說，乙的稅負比甲重。如果甲交了兩元的稅，享受了1元的福利；乙交了3元的稅，卻享受到了3元的福利。比較而言，其實是甲的稅負重于乙。
從這個角度來看，公眾之所以會出現(xiàn)對稅收的抵觸情緒，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繳了稅卻沒有享受到應有的福利。當公眾覺得政府收了錢沒辦事，或者沒辦好，他們就會將情緒發(fā)泄到稅收上。
中國青年報：根據(jù)學界的研究，中國老百姓現(xiàn)在的稅負到底重不重？
樊勇：稅負輕重與否，需要與福利水平相比較才能得出結論。由于我們現(xiàn)在很難拿到我國以及國外福利水平的數(shù)據(jù)，所以現(xiàn)在還沒有關于我國公眾稅負輕重的精確研究結論。
一般情況下，學界會用政府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政府所有收入（包括土地出讓金、各種收費等財政外收入――編者注）占GDP的比重這三個概念，從不同層面來反映稅負水平。根據(jù)2010年財政數(shù)據(jù)，我國政府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18%；政府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沒有公開的確切數(shù)據(jù)，考慮到政府籌集的社會保障收入和各級政府龐大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這個比重應該不會太低，有學者估計超過30%，高于發(fā)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甚至接近某些發(fā)達國家水平。上述數(shù)據(jù)與當前一些突出的民生問題相對照，反映出我國目前的稅負的確不輕。
中國青年報：具體來說，公眾的稅負重在哪里？
樊勇：雖然前段時間公眾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個人所得稅上，實際上，現(xiàn)在公眾承擔的流轉稅（主要包括增值稅、營業(yè)稅、消費稅等――編者注）要遠遠重于所得稅。財政部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中，各項流轉稅加在一起占到近55.0%，所得稅加在一起僅占24.2%。但由于流轉稅屬于間接稅，是一種隱性稅負，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消費時已承擔了這些稅負，所以并未像所得稅一樣引起關注。從理論上講，流轉稅具有累退效應，即消費越多，承擔的稅收負擔越重。由征稅引起的商品漲價幅度，往往遵循著生活必需品最大、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小的規(guī)律。也就是說，高額流轉稅對普通人的影響相對而言要大于高收入群體。
當下很多收入差距根源在于社會財富的一次分配不均
中國青年報：今年6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決定從9月1日起，將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此次減稅措施使6000萬工薪階層不用再繳納個人所得稅。您怎么評價這次個稅修改？
樊勇：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積極的減稅措施。但我們也要看到，此次修改只是對個人所得稅法進行的一個小手術，個人所得稅的征稅項目有十類，此次修改只涉及其中的一類――工資薪金所得。
現(xiàn)在社會上有一種觀念，就是將個稅簡單理解為對個人工資薪金的征稅，將個稅改革理解為對工資薪金免征額的調整，這種認識是非常片面的。對于當前的個稅體系來說，十類征收項目都有進一步改革的空間，對工資薪金個稅免征額的調整只是總體改革的第一步。
中國青年報：這一次的個稅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實現(xiàn)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樊勇：通過將免征額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來縮小當前的居民收入差距，顯然是杯水車薪。
我們不能將縮小收入差距完全寄希望于稅收制度改革上。要知道，當下很多收入差距，根源在于社會財富的一次分配不均。稅收只是一個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手段，想要用它來解決分配中產生的所有問題，顯然不現(xiàn)實。想要真正解決收入差距問題，還是要對社會財富分配進行綜合改革。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此次個稅改革還有什么不足？
樊勇：所得稅的功能重在調節(jié)收入分配。此次個稅修改中的最大不足，可能是沒有將個人收入中的資本收益部分納入到個稅改革的范疇中來。
勞動和資本是最基本的兩大要素，對它們的課稅會直接影響到兩種要素的配置。以前，我國資本較為缺乏，公眾收入構成比較單一，主要來源就是工資薪金收入，因此課稅對象主要是工資薪金；現(xiàn)在，公眾收入變得多元化，造成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主要因素已經不是工資薪金，而是資本性收益。在這種情況下，還將個稅改革的焦點局限于工資薪金收入，就是與社會的現(xiàn)實狀況相脫節(jié)。
具體來講，我們現(xiàn)在對財產性收入的征稅比例為20%。對工資薪金的征稅比例則采用累進稅率，工資超過5000元的部分要征收20%的所得稅，最高達45%。一些情況下，個人所得稅對勞動收益的課稅要高于對資本收益的課稅，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抑制投機行為，不利于建立規(guī)范的社會分配秩序。所以應盡快研究調整對資本收益的課稅政策，對一些資本的超額收益應該考慮征收高額度的所得稅。
想要對資本收益征稅，稅務部門必須要能及時、準確掌握納稅人的財產和收益情況，在我們現(xiàn)有國情下，的確有一定難度。但只要政府下定決心，還是能實現(xiàn)的，至少可以分階段推進。
排解公眾抵稅情緒，關鍵在于政府財政支出規(guī)范透明且結構優(yōu)化
中國青年報：有人說，現(xiàn)在急需對中等收入階層減稅。在您看來，我們應如何給中等收入階層減稅？
樊勇：首先，在所得稅上，我們應進行進一步優(yōu)化調整，將個人的所有收入考慮在內；其次，我們應該適當減輕流轉稅負，避免隱性稅負影響公眾生活水平。
減稅并不意味著要將所有稅種的稅負降低，而是要做到結構性減稅，在具體稅種上做到有增有減，總體稅負上實現(xiàn)降低。當前在一些公共福利領域，政府仍處于缺位狀態(tài)。因此不可能要求政府一直大規(guī)模減稅，否則它就更沒有能力專注于民生工程，最終吃虧的還是公眾。
但現(xiàn)在，在如何對待稅收這一問題上，公眾仍是感性大于理性，只要一提收稅，第一反應就是反對，也不管是不是正常的稅制調整。部分媒體也在跟著炒作稅收的話題，進一步激化了公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在我看來，公眾這種情緒非常不利于社會改革的推進，需要及時排解。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說公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不利于社會改革的推進？
樊勇：這會阻礙稅制的正常改革進程。拿去年車船稅改革事件來看，其實適當提高車船稅負，對緩解環(huán)保、交通問題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它是一個增稅措施，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激烈反對，沒有達到預期的改革目標。
從長遠來看，在這種情緒的作用下，可能會出現(xiàn)兩種局面：第一，政府不考慮稅收改革的全局，只依照公眾的要求一味減稅，結果就是政府沒有能力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民生改善被擱置，公眾生活受影響；第二，政府不想辦法排解公眾情緒，自顧自進行稅收改革，公眾的情緒可能會被進一步激化，從而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十二五”是我國稅制改革的關鍵時期，目前公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若不能得到及時排解，稅制改革乃至整個改革都可能陷入僵局。
中國青年報：如何排解這種情緒？
樊勇：關鍵在于提高公眾享受的公共服務與福利水平，讓他們在心理上對享受的公共服務與福利感到滿意，這就需要政府財政支出的規(guī)范、透明與結構優(yōu)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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