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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斌案的普法意義

疑罪不從無就是冤案

2014年第08期    作者:王思維     閱讀 9,088 次

        每位法官的共同義務在于：對簡單案件的存疑，對普遍公理的質(zhì)疑，對既往先例的謙抑，以及不受現(xiàn)實環(huán)境約束，勇敢挑戰(zhàn)權(quán)威的勇氣。

        ———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戴維·蘇特

       近日，隨著歷時八年的念斌案塵埃落定，公眾再次將目光投向這位本來平凡無奇的年輕人。筆者想象，福建省高院的無罪宣告對念斌而言，一定是個哭笑不得的結(jié)果。因為，這份判決，意味著一個無罪之人，失去了人生中最寶貴的八年。

　　隨之而來的熱烈討論則完全可以預料。人們對此各抒己見，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念斌案將成為疑罪從無的標本，也有人認為本案是將假案包裝成疑案，為誣告陷害者遮羞；有人認為應當為堅守底線的“體制內(nèi)健康力量”叫好，也有人認為四上四下、四生四死的曲折訴訟過程足以抹煞一份無罪判決所帶來的榮耀。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一位來自案發(fā)地司法機關(guān)———平潭法院的法官的觀點，其認為“疑罪從無并不等于冤案”，疑罪從無僅僅是法律上的無罪、證據(jù)上的無罪，真相如何不得而知。換句話說，不排除念斌就是真兇的可能。該文同時稱：“在國外，明知他犯了罪，但卻又找不到證據(jù)證明而當庭釋放的案件很多，律政劇中也很多，大家習以為常；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這樣的情形我們還是難以接受的?！痹诠P者看來，這位法官朋友的觀點頗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念斌案之所以歷盡曲折，最終才換來今天的結(jié)果，其根源皆在于此。我國的法律文化是否養(yǎng)成了“疑罪從無”生根發(fā)芽的法治土壤，決定疑罪從無原則的司法適用是否順暢，進而決定著千千萬萬個如念斌案一樣的個案的走向。

　　由此觀之，筆者認為念斌案的標本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在沒有確鑿證據(jù)證明本案的偵查活動確有造假情形的前提下，筆者姑且認為本案就是地地道道的疑案（請允許筆者對此也堅持“疑罪從無”），那么，本案無疑將再次向世人宣告：疑罪即無罪，疑罪不從無，就是制造冤案！誠如平潭法院的法官朋友所言，我國的法治氛圍依然十分薄弱，傳統(tǒng)文化中“有惡必報”的善惡因果觀依然根深蒂固。在這種現(xiàn)實土壤中，“疑罪從無”原則必然水土不服。同時，即便在相對專業(yè)的司法領(lǐng)域，我國長期以來堅持的以打擊犯罪、社會控制為導向的單一刑事訴訟價值觀，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疑罪從無”原則的生存。從這個角度看，念斌案及此前已爆出的許多類似案件的發(fā)生亦有其必然性。在“疑罪從無”無法生根發(fā)芽的司法環(huán)境中，司法者將有罪證據(jù)和無罪證據(jù)放在天平的兩端左右衡量，并且選擇其中較重的一個作為判決結(jié)果，將成為刑事司法的當然邏輯。并且，這種在法律人看來十分荒謬的邏輯甚至還具有較高的公眾接受度。因此，審視念斌案，大可不必升華得太過高大上，此案的意義，恰恰在于其常識性內(nèi)容與普法價值。

　　

一、法律追求真相嗎？

　　對于念斌案，公眾的疑慮之一是：如果念斌沒有殺人，那么殺人者是誰？難道真兇就這樣逍遙法外了嗎？解答這個疑慮還需從法律的價值追求說起。

　　有一句話十分恰當?shù)孛枋隽怂痉ㄟ^程：“心中充滿正義，目光往返于規(guī)范與事實之間?！边@句話的精妙之處在于其將司法所追求的目標與手段的關(guān)系勾勒得繪聲繪色。“心中充滿正義”說的是司法的價值追求，而“規(guī)范”與“事實”，則是實現(xiàn)價值的手段。司法的內(nèi)在邏輯在于，以良法為前提，將事實與規(guī)范對照，所得出的結(jié)論即是正義。因此，法律所追求的并非真相，而是正義。

　　問題在于，如果法律不追求真相，那么拿什么與規(guī)范對照？若援引的事實是虛假的，結(jié)論依然是正義嗎？對此問題，法律也有自己的道理。往事如煙，事實一經(jīng)發(fā)生，客觀上即無法還原。因此，一味追求客觀真相顯然屬于強人所難。在法律領(lǐng)域，有著“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區(qū)分，客觀事實即所謂的“真相”，而法律事實，即“被證據(jù)所證明的事實”，真相無法還原，但通過證據(jù)的證明，可以無限地接近。同時，通過為不同類型案件設置不同的證據(jù)規(guī)則，法律為“法律事實”的認定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從而保證了“法律事實”的證明過程是向接近真相的方向發(fā)展，而非與真相背道而馳。例如，在刑事司法領(lǐng)域，“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就可以防止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jù)影響法律事實的認定。

　　因此，通過念斌案，筆者希望闡釋的第一個常識是：法律并不追求真相，其所追求的是“法律事實”，法律事實是證據(jù)證明的事實，它不是真相，但接近真相。

　　

二、正義是相對的

　　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如果沒有真相，正義如何得以實現(xiàn)？真兇都查不到，難道這就是法律所追求的正義？

　　沒錯，樸素的善惡觀告訴我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報應是最基本的正義。當真相都無從知曉，善惡又從何判斷，正義又怎能實現(xiàn)？

　　早年，筆者去某監(jiān)獄參觀，見到獄墻上赫然寫著兩行大字：“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倍嗄暌院蟮慕裉?，筆者再回想起這兩句話，心中早已沒有當年的大義凜然之感，卻聯(lián)想到理想之虛幻與現(xiàn)實之冷酷。法律中有“應然”與“實然”之別。簡單地說，所謂應然，就是“應該是這樣”，而實然，即“實際是這樣”（請原諒筆者粗陋的法哲學素養(yǎng)）。應然是理想狀態(tài)，實然是現(xiàn)實狀態(tài)；應然是最優(yōu)追求，實然是次優(yōu)追求。聯(lián)系前文，“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顯然是應然。那么，實然呢？仔細分析，對上述應然狀態(tài)的追求，其實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矛盾。就如上文所說，我們必須承認真相無法完全還原這一客觀實際，在真相缺失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堅持追求“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就極有可能導致急功近利者炮制假象以代替真相，捏造出一個不冤枉好人、不放過壞人的“理想國”。毫無疑問，“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是理想的，是最優(yōu)的，而當最優(yōu)無法實現(xiàn)時，任何一個理性人的選擇都是追求次優(yōu)。

　　因此，如果說絕對正義就是應然狀態(tài)下的“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則法律只能追求相對正義。至此，新的問題便出現(xiàn)了：在冤枉好人和放過壞人之間（注：以好人和壞人來指代無罪者和有罪人確有不當，但姑且言之），法律該如何抉擇？或者說，冤枉一個好人和放過一個壞人，哪一個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惡果？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判決，其惡果相當于十次犯罪”，此言不虛！放過一個壞人，其惡果可能僅及于被害人，況且在制度優(yōu)良的社會中，即便某一犯罪人被放縱，其再犯的可能性也不應過分被夸大。而冤枉一個好人，則會導致公眾安全感喪志，司法公信力無存，法律預測與指引作用無從發(fā)揮及社會法治信仰的淪喪。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一次錯判尚不為過，眾惡相疊，則可能導致法統(tǒng)的制度性崩塌。因此，在此二者的選擇面前，法律的立場是堅定地。刑事司法領(lǐng)域早已確立“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有罪證明標準。也就是說，要證明一個人有罪，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任何證明其有一絲一毫無罪可能的證據(jù)，都將導致其最終被判決無罪的結(jié)果。顯然，二者之間，法律選擇了絕不冤枉一個好人！

　　至此，筆者闡述的第二個常識是：正義是相對的。有時，放縱一個壞人，恰恰是我們?yōu)榱俗非笳x所不得不付出的小小代價。

　　

三、刑罰之惡

　　從念斌案的判決書及其他已經(jīng)披露的相關(guān)信息看，念斌案確實無需經(jīng)歷漫長的八年才可得以宣告無罪。而究其原因，我想人們對刑罰的依賴和報復的追求，是不可回避的原因之一。

　　犯罪的后果是刑罰。刑罰之源頭是人類原始的報復觀念。在漫長的人類史中，“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觀長期占據(jù)著刑罰觀的主流。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刑罰本身亦是一種惡。因為，我們運用刑罰，剝奪他人的財產(chǎn)、自由甚至生命，而這些權(quán)利，恰恰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二百年前，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即闡述到：“濫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個組織優(yōu)良的社會里，死刑是否真的有意和公正。人們可以憑借怎樣的權(quán)利來殺死自己的同類呢？”如果將貝卡利亞的論述推演開來，對于任何一種刑罰，其威懾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對任何一種犯罪的打擊，也從來不會使這類犯罪消滅。難道，人們適用刑罰的意義，僅僅是為了打擊甚至摧殘犯罪者嗎？

　　刑罰的魅力在于：正義的人總是試圖借此弘揚正義，而邪惡之徒也同樣希望用其顯示邪惡，并且為其披上正義的外衣。必須正視，刑罰天生具有惡的一面，同時，亦有被濫用而使這種惡更加放大的可能。因此，報復刑罰觀必須摒棄。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刑罰的適用，究竟是為了什么？

　　至此，筆者希望闡述的第三個常識是：刑罰不是為了摧殘犯罪者，也不可能消除犯罪本身。刑罰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教化，其程度只要足以防止犯罪者再犯即可。因此，刑罰應該盡量輕緩，盡量寬和！

　　

四、疑罪不從無就是冤案

　　說了這么多，法律為何選擇疑罪從無已經(jīng)毋需贅言。筆者終于可以回應平潭法院這位法官朋友的觀點了：疑罪從無不等于冤案嗎？

　　首先，念斌案并非疑罪從無的典型，而是疑罪不從無的典型。在漫長的訴訟中，該案的基本證據(jù)沒有變化，辯護人的辯護觀點也從本案第一次開庭審理時即已明確。在此情形下，如果在四次死刑宣告、四次不核準死刑后的無罪宣告被視為疑罪從無，則此前的每一次判決或裁定，均是疑罪不從無的典型。

　　其次，疑罪與無罪具有同樣的法律意義。所謂“疑罪”，就是證據(jù)不充分之“罪”（此時不應稱為“罪”，因此，筆者一直認為該項原則稱為“罪疑從無”更為妥當），或者說是既無充分證據(jù)證明有罪，也無充分證據(jù)證明無罪。前文已述，法律判斷依據(jù)的是法律事實，而法律事實需要證據(jù)予以證明。刑事司法的證明標準是“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即只要有一絲一毫無罪的可能，在法律判斷中即是百分之百的無罪。因此，無證據(jù)證明有罪的“疑罪”，按照刑事司法的證明標準，與“無罪”沒有任何不同。那么，若將明知是無罪的人判決為有罪屬典型的冤案，將明知是疑罪的人判決成有罪又何嘗不冤？

　　至此，筆者希望闡述的最后一個常識是：疑罪不從無就是冤案！

　　

結(jié)  語

        培根說：“對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他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筆者希望，念斌案，就是這過程中的一抔黑土，一汪清水，一縷陽光?！?span>

      （作者單位：上海博和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