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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重婚立法 樹立優(yōu)良家風

試論重婚罪司法困境及解決

2021年第09期    作者:葛珊南    閱讀 3,257 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家風好，子女教育得好”，整個社會風氣才有好的基礎。

2021年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43條規(guī)定：“家庭應當樹立優(yōu)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穩(wěn)定關乎家庭和美，影響社會安寧。隨著社會發(fā)展、交際擴大，一夫一妻制遇到挑戰(zhàn)。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重婚屢見不鮮。全國婦聯(lián)一次民意調(diào)查表明，94.2%的人認為對重婚納妾要制裁。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報道，各地被查處的貪官95%有情婦。“聚法案例網(wǎng)”表明，2010年至2019年上海各法院受理重婚案121件，被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60件。為何婚姻家庭關系離“良好家風”的美好愿景越來越遠？重婚罪立法司法缺陷致導致法律對重婚罪規(guī)定形同虛設是重要原因。

 

一、一夫一妻制度概念及貫徹

（一）一夫一妻概念

我國法律規(guī)定“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是指一男一女結為夫妻，互為配偶。《民法典》第1051條將重婚罪列為婚姻無效情形之一；第1091條將重婚等導致離婚的視為過錯方，無過錯方有權請求賠償。

（二）一夫一妻制的貫徹

1.禁止重婚

重婚是對一夫一妻制的公然違反。重婚含兩種情形：一是法律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登記結婚；二是事實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

2．其他破壞一夫一妻制的行為

其他破壞一夫一妻制的行為有：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通奸、姘居等。一般由道德規(guī)范調(diào)整。

二、重婚罪司法困境

（一）重婚罪特征、表現(xiàn)及“否定說”與“肯定說”之爭

有配偶者同他人結婚的，被稱為“重婚人”；無配偶但明知對方有配偶仍與之結婚者被稱為“相婚人”。“重婚人”與“相婚人”結婚，或“重婚人”與“重婚人”結婚，都成立重婚罪。

該罪主觀方面為故意，即明知自己或?qū)Ψ交橐龊戏ㄓ行?，仍希望與對方建立另一夫妻關系。

該罪主體即“重婚人”“相婚人”。

該罪侵犯的客體是一夫一妻制度。

該罪客觀方面為：一是有配偶者與他人結婚；二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與之結婚。

表現(xiàn)形式有：

1.兩個法律婚之重婚?！缎戮﹫蟆?/span>2016年4月15日報道：49歲的陳良濤先后與4名女性交往并結婚，其中兩段婚姻并行存續(xù)。法院以重婚罪判其有期徒刑1年10個月。

2.先法律婚后事實婚。安徽辛利人張某1993年與黃某登記結婚，2000年在湖州以夫妻名義與蘇某生活并生養(yǎng)兩女。張某、蘇某構成重婚罪。

3.先事實婚后法律婚。王某1975年與李某舉行婚禮，共同生活并育一男孩；1985年又與焦某領結婚證。王某構成重婚罪。

4.前婚是事實婚，后婚也是事實婚。1981年，李女與劉某未登記結婚但舉辦婚禮且共同生活，后李女出走。1996年，李女與鄭某也未登記結婚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并育一女，構成重婚罪。

就第三、第四種重婚罪中前次事實婚發(fā)生的時間節(jié)點，理論界對此是否構成重婚罪有“否定說”與“肯定說”之爭。

“否定說”認為第三、第四種重婚罪僅指前次事實婚發(fā)生在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前，發(fā)生在1994年2月1日之后則不成立。

“肯定說”認為重婚情形中，前后婚均可為事實婚，不論時間節(jié)點。

“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緣于我國民法、刑法對事實婚姻效力的認知不同。

（二）民、刑法對事實婚姻的不同認知導致對重婚罪與非罪認定標準混亂，此為重婚罪司法困境之一

1．婚姻法對事實婚姻的認知及態(tài)度

（1）事實婚姻概念及特征

事實婚姻是指具備結婚實質(zhì)要件的男女，未辦理結婚登記，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特征包括：有結婚主觀目的；共同生活可能有子女；婚姻關系具有公示性；欠缺法律規(guī)定的形式要件，即未辦理結婚登記。

（2）婚姻法對事實婚姻的態(tài)度

1950年至1980年，《婚姻法》對事實婚姻未明確規(guī)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有條件承認事實婚姻。1994年2月后，完全不承認事實婚姻效力。

第一階段——完全承認。1950年至1980年《婚姻法》生效之前，凡當事人具備事實婚姻特征，都按事實婚姻對待。

第二階段——起訴承認。1981年1月1日至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前，沒配偶的男女起訴“離婚”時符合結婚法定條件，可認定為事實婚姻。

第三階段——同居承認。1983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至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前，同居時符合結婚法定要件，可認定事實婚姻關系。

第四階段——不承認。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對未經(jīng)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一概認定婚姻無效。

2.刑法領域?qū)κ聦嵒闃嫵芍鼗樽锍挚隙☉B(tài)度，與婚姻法有沖突

為明確事實婚姻在刑法上的效力，1994年12月14日，最高法院在給四川高級法院《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實施后發(fā)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復》指出：“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1月12日國務院批準，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fā)布）發(fā)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量刑。”

最高法院就事實婚在婚姻法和刑法領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釋：婚姻法上，1994年2月1日后不承認事實婚；刑法上，1994年2月1日后的事實婚具有法律意義。造成了民法與刑法的矛盾，如兩個事實婚重疊，民法上無婚可離，刑法上卻有罪可罰，匪夷所思。

民、刑法對事實婚姻認定上的差異，很大程度影響了重婚罪的認定與處罰。

（三）司法解釋規(guī)定重婚罪屬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限制了對重婚罪的制裁。該限制表現(xiàn)為“二難一易”，此為重婚罪司法困境之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條：“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訴案件包括：（一）……（二）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jù)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1……4重婚案件……”該規(guī)定限制了重婚罪的追究與制裁。

具體表現(xiàn)為“兩難一易”：

1.自訴人對重婚犯罪取證難于上青天

茅女的丈夫2007年赴外地工作。幾年后，她與丈夫通話時聽到有人叫他“爸爸”，并在上海某車站看到丈夫抱著孩子與“小三”儼然一家人般行，然丈夫否定自己另有家庭。茅請人拍下丈夫與“小三”及孩子“一家三口”的照片，但照片尚不足向法院自訴他“重婚”，可補強證據(jù)太難尋覓，丈夫與“小三”住高檔社區(qū)，陌生人無法進入。茅將證據(jù)交警方，希望“公訴”制裁丈夫，卻無下文。  

2.自訴重婚，證據(jù)難周全，難以被法院支持

即使自訴人掌握了初步證據(jù)，法院也是消極對待，對不足證據(jù)不予補強，而是駁回或判無罪。

徐女與鄭男相識于上世紀90年代大學校園，兩人畢業(yè)后在徐老家辦婚禮，次年在上海及鄭老家寧波辦婚禮。第三次婚禮前夕匆匆辦理了結婚登記。領證時，徐身份證號碼打錯，工作人員手寫糾正。因民政部門證件不夠，只拿到一本結婚證。婚初10年，婚姻甜美、和睦，徐默默支持丈夫事業(yè)。2009年，鄭搭識售樓小姐趙某，送其千萬元的房屋,還在美成婚并產(chǎn)下一子。2015年夏，徐向法院自訴鄭的重婚罪，遞交了許多證據(jù)：當初的結婚證,河南、上海、浙江3地婚宴照，壓箱底多年的婚紗照及大量的證人證言。徐訴稱，她與鄭不僅在1995年3月登記結婚，且2012年在上海某公證處作過已婚公證。鄭辯稱，自己與徐未合法登記，1995年3月的結婚證是徐違法獲得。2015年12月，法院判決稱徐提供的結婚證有瑕疵，無法確認兩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關系。

3.囿于經(jīng)濟弱勢、情感因素、傳統(tǒng)觀念等，自訴人易于撤訴

重婚自訴被害人囿于經(jīng)濟不獨立，常為感情、子女放棄訴權。自訴案可調(diào)解被害人也因得到些許賠償而撤訴。

1994年至1996年，廣東各法院受理重婚案497件，其中女方起訴又撤訴217件，占44%。

重婚者花點錢就可逃脫法律制裁，更加有恃無恐。

（四）重婚罪的刑期過短、刑種簡單，難以罪責刑相適應；司法解釋等縮小了重婚罪管轄范圍。此為重婚罪司法困境之三

1. 刑法對重婚罪規(guī)定過于簡單，不足以威懾犯罪

1997年《刑法》第258條規(guī)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該條從1979年《刑法》照搬而來，1979年到1997年，18年間的社會變化很大。1997年至今20多年，社會發(fā)展快、觀念變化大，刑法修正案出了不少，唯重婚罪規(guī)定一成不變，既無刑種的擴展亦無刑度的變化，已不適應社會發(fā)展。

著名法學家貝卡利亞指出：“只要刑罰的惡果大于犯罪帶來的好處，刑罰就可以收到效果。這種大于好處的惡果應該包含的，一是刑罰的堅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喪失。”

2.對重婚案管轄的反復變化，致司法部門對重婚罪不重視

我國司法對重婚罪的規(guī)定缺乏貝卡利亞所說的“堅定性”。1979年12月15日，最高院、最高檢和公安部發(fā)出《關于執(zhí)行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案件管轄范圍的通知》，將重婚罪列為不需偵查的輕微刑事案件，由法院直接受理。后因重婚罪配偶囿于各種原因不控告，使犯重婚罪者逍遙法外。1983年7月26日，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又發(fā)布《關于重婚罪管轄問題的通知》（簡稱“83年通知”），提出重婚罪“被害人不控告，由人民群眾、社會團體和有關單位提出控告的重婚案件，由檢察院審查決定應否對該案提起公訴或免于起訴。對被害人就重婚案件的控告或檢舉，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都應當接受……”

1998年1月19日，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等六部委發(fā)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簡稱“六部委規(guī)定”），第4條規(guī)定：“故意傷害（輕傷）、重婚等八種……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訴的，法院應依法受理，對其中證據(jù)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六部委規(guī)定比83年通知縮小了公訴重婚罪的范圍，但管轄上保持了雙軌制。

3.《民法典》取消了原《婚姻法》公安機關、檢察院查處重婚罪的職責，反映了立法者對重婚罪的漠視

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五條規(guī)定：“對重婚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guī)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這是重婚受害人欲向法院自訴又感覺取證難時，請求公安偵查的法律依據(jù)，但《民法典》將其取消了。

三、完善重婚罪立法的思考與建議

（一）民法上相對承認事實婚姻，以統(tǒng)一民、刑法對事實重婚的認知

1.各國法律對事實婚的態(tài)度

各國對事實婚態(tài)度為三類：一是承認主義，對符合結婚實質(zhì)要件的事實婚姻予以承認；二是相對承認主義，法律為事實婚姻設定有效條件，條件具備予以承認；第三類是不承認主義。

大多數(shù)國家對事實婚姻采取承認主義或相對承認主義。

英國普通法及1949年婚姻法規(guī)定，凡同居4年以上有孩子的，屬于事實婚姻，離婚時按注冊婚姻對待。德國法規(guī)定，凡未辦理結婚手續(xù)者，婚姻無效，但如果舉行結婚儀式后，配偶雙方曾在共同體中生活了3年以上，婚姻自始有效。

2.對我國婚姻法的借鑒意義

我國對事實婚姻應采取相對承認主義，原則上不承認其婚姻效力，但具備一定條件如結婚時間較長、生有子女等，應承認其婚姻效力。

（二）充分認識重婚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序法上摒棄“自訴為主、公訴為輔的追訴機制”。將該罪設定為公訴案件

理由如下：

1.自訴人舉證責任過重

被害人須有充足證據(jù)證明對方重婚，方能獲法院支持。“疑罪從無”原則使定罪必須證據(jù)確鑿。這對與被告人分居多年的重婚自訴人來說，舉證責任過重。

2.“自訴為主、公訴為輔”易出現(xiàn)重婚罪啟動程序空白

為輔的公訴類似自訴案的國家援助，并不鼓勵司法部門主動介入重婚罪偵查起訴及審判，易使公安、檢察、審判機關輕視或放任重婚案。

3.重婚犯罪應歸于“公訴”

世界各國對自訴案件有三標準：一是犯罪情節(jié)簡單，危害不大；二是所侵犯的主要為個人私權；三是被害人有能力收集并提供證據(jù)。

重婚罪侵犯的客體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它既侵害了公民的配偶權，也是對公權力的挑戰(zhàn)，不應簡單將其歸入“輕微刑事案件”。

加拿大刑法第257條規(guī)定的“一夫多妻罪”，采用公訴原則，“并處5年有期徒”。

4.公訴的四個功能對重婚罪追訴有重要意義

功能一：追訴犯罪。如無公安、檢察對犯罪行為的偵查、起訴，就不會有法院對罪犯定罪量刑，重婚罪亦然。

功能二：權益保障。一是公益保障，即打擊法罪、保護國家及社會公共利益；二是人權保障，即對受害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使自訴的受害人“遭到恐嚇而退縮”“遇到利益而撤訴”的情況不再發(fā)生。

功能三：訴訟監(jiān)督。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及審判階段，檢察院都應監(jiān)督，確保犯罪受到公正審判及刑罰、受害人權益得到保護。

功能四：社會警示。公訴意味著運用國家權力對犯罪追訴，昭示了法律威嚴，警示所有公民都必須遵紀守法。

正如貝卡利亞所言：“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規(guī)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

（三）科學“規(guī)定犯罪情節(jié)”“提高最高刑期”“設置分段法定刑”“增加財產(chǎn)罰”                                                              

1.明確概念，精準打擊犯罪

“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中的“配偶”“結婚”概念不明，“明知他人有配偶” 含不含事實婚姻？司法解釋中“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概念、標準也不明確。

有學者認為“配偶”是指男人的妻子或女人的丈夫，包括事實婚姻中的妻子、丈夫。“結婚”是男女雙方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結成夫妻關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視為以夫妻名義生活：有配偶者與他人舉行結婚儀式的；有配偶者與他人以夫妻相稱、有固定生活住所的；有配偶者與他人有較穩(wěn)定同居關系的（半年或一年以上或生兒育女）。

2.借鑒國外立法，提高法定刑期，有效控制犯罪

德國刑法典第172條規(guī)定，有配偶者而重婚者，或者與有配偶之人結婚者，處3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凡因與配偶以外的人發(fā)生性關系導致受刑的，4年之內(nèi)不準再婚，而且終生不準與相奸人結婚。香港地區(qū)把重婚罪規(guī)定在《侵害人身條例》中，對于重婚犯罪，可判7年監(jiān)禁。

建議我國刑法重婚罪最高刑改為五年或七年。

3.“設置分段法定刑”“增加財產(chǎn)罰”，體現(xiàn)罪責刑相適應

芬蘭刑法對重婚罪量刑情節(jié)作出了6個月以上2年以下和6個月以上4年以下的區(qū)分。

德國刑法對重婚罪在判處自由罰的同時可處以罰金。

對重婚罪犯在處予自由罰的同時處財產(chǎn)罰。

建議我國刑法重婚罪修改為：重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有下列情節(jié)之一的，處三年以上五年（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導致他人重傷、死亡的；導致他人患精神疾病的；誘騙、威逼他人與之重婚的；與兩個或兩個以上異性重婚的；其他情節(jié)惡劣、危害嚴重的重婚行為。

結語美國刑法專家保羅·羅賓遜指出：“刑事法律的道德信賴對于有效的犯罪控制可謂至關重要……如果刑事司法的定罪量刑偏離了大眾認知下的應得刑罰，其道德信賴及由此而生的犯罪控制效力也會有所降低。”法律的權威在于它的實施與處罰符合公民對犯罪的認知和內(nèi)心對正義的感知，如刑法對犯罪的定罪量刑偏離大眾預期，不僅此類犯罪會日趨嚴重，法律權威也將受到挑戰(zhàn)。唯有罪責刑一致，才能有效遏制犯罪，威懾重婚行為，維護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樹立良好家風，建設風清氣正的文明社會。

 

葛珊南

上海市申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xié)對外宣傳與聯(lián)絡委員會委員、婚姻家事業(yè)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會理事，上海市徐匯區(qū)律師界婦聯(lián)副主席

業(yè)務方向：婚姻家事、繼承、財產(chǎn)分割